儿时的规矩

2021-03-23     0  12 次浏览人围观

     我有个红宝箱,不是说箱子红色,而是指里面珍藏的宝物都是红色记忆。要说最早的藏品,当属军帽和五角星。
  
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大人小孩儿服饰一律统一颜色,不是红军灰,就是解放军绿,再就是一身海军蓝或者蓝绿搭配。《闪闪的红星》电影放映后,少年英雄潘冬子成了我们的偶像,妈妈破天荒主动给我和哥哥一人买了顶红军帽。有了红军帽得有五角星和红领章啊!这难不倒我们,妈妈偷偷用红塑料语录本给我们剪了五角星和红领章缝上去,我和哥哥找来木棍木板自己削了红缨枪,枪的银白色面用捡来的高级烟纸一裹粘紧,闪闪发光,寒气逼人,红缨须则用妈妈剪剩下的红塑料纸再剪。
  
  全副武装后,我们哥俩上街了,妈呀!满街铺天盖地都是灰衣裳、八角帽、五角星、红领章、红缨枪,本来还想炫耀炫耀也炫不起来了,怪不得妈妈主动给我们买了红军帽,看来是大气候逼的啊!
  
  后来又流行八路军和新四军帽,妈妈说什么也不给我们买了,说红军比八路军、新四军都早,戴红军帽更革命、更神气。再后来还流行雷锋棉帽,这回爸爸发话了,“小孩子火气大,不能戴棉帽。你们是革命的接班人,应该在大风大浪里成长。”得!冠冕堂皇的理由,拮据窘迫的条件,一顶红军帽我们戴了好几年,直到实在捏不出八个角也套不进见长的大脑袋,才“光荣退休”。虽然没买到新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和雷锋棉帽,我和哥哥还是想方设法“淘”到了别人戴过的军帽,连同后来收藏的解放军帽,我的红宝箱军帽算是齐了——一部人民军队发展史。
  
  那时男孩子玩的游戏都与战争有关,不是抓特务就是打仗,把人分两拨,英俊帅气的当红军,其余的是“白狗子”。每次游戏开始前,为当红军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,需要花费很长时间,有时规则没讲好,“战争”就开始了,输的一方只好垂头丧气听从“红军首长”安排,极不情愿地站到“白狗子”窝里去。我那时虽然瘦小长得丑,但军帽、军服起了大作用,每次都幸运地划在红军阵营。别小看这游戏,红军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,那得经千锤百炼、“血雨腥风”,即使被摔打的鼻青脸肿,也不能哭喊、呻吟,一定要表现出坚强不屈、视死如归的样子。我们也搞阅兵式,红军方阵边正步走边唱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,“白狗子”队伍则松松垮垮、个个缩头缩脑、人人吊儿郎当,再加上我们给他配的鬼子进村音乐,煞是搞笑。伙伴们庆祝胜利,则是齐唱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,“向前向前向前,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嘹亮有力的歌声常常响彻整个山坡、草地和操场。
  
  那时,多么想有一枚自己的真正的红五星啊,象潘冬子一样,高兴了瞅瞅,想亲人了摸摸。机会终于来了,我家紧邻武装部训练场,放学后就天天溜进铁杆门内看解放军训练,模仿正步走、匍匐前进和刺杀动作,有时也帮看管衣物、送茶水。我的虔诚着迷感动了一位热心的解放军叔叔,一天,他从黄书包掏出一枚五角星,珍重地放到我的手心,我如获至宝,欣喜若狂,学着电影里的英雄壮举,振臂高呼“毛主席万岁!”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!”愣得叔叔一把搂过我,铜墙铁壁般的脸庞紧贴我的嫩脸蛋,胡子茬扎得我生疼。
  
  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朝思梦想,哪里舍得别在日渐见小洗得发白的红军帽上,照着潘冬子的做法,找来平日舍不得用的手绢,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严实,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揣着,时不时小心地打开,在伙伴儿面前显摆显摆,毕了赶紧裹上,生怕磕碰、弄脏,有时夜晚也拿出来,看能不能像电影里演得那样光芒四射,不见发光就用手电照,对着灯泡瞧,自己安慰自己,硬将反光说成发光。记忆最为犹新也最有趣儿的是,它还曾担当了我的传情信物:追妻子恋爱时,嘴笨不会表达,两人在学校操场转了一圈又一圈,就是说不出那最关键的三个字,灵机一动,掏出五角星塞给她,然后逃掉。后来,我俩步入婚姻殿堂,再后来,物归原主——她将代表我心的五角星也存入到我的红宝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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